外公去世已经一周年了。曾经以为，人的死虽是一瞬间，但能记一辈子。
直到后来，才意识到“音容宛在”之类的话，都只是讲给活人听的说辞——离去的人，在记忆里是会被淡化的，即便是最亲近的人。这是生物学规律，是人类逃脱不得的。
葬礼上，一群群未曾谋面的“亲戚朋友”们，不一样的脸带着同样的眼神，死气沉沉地绕着棺材走个过场，吃顿饭，然后各自奔往不同的车站。葬礼办得很隆重，舅舅折纸折了四天四夜。我想若是外公有机会交代后事，这些或许不会发生。
那时候的外公躺在灵柩里，脸上挂着安详的微笑，那种神秘的微笑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虽知这微笑许是殡仪馆人造的，亲戚们都称这是祥兆，我却越看越难过。
“人死后我们做的事儿，都是做给活人看的。仅此而已，毫无意义。”父亲叹息。
我对外公的所有记忆似乎都是片段式、场景式的。零零碎碎，像草地上随意散落的枫叶，每当被旋风卷起，都会随机地形成一个整体。这个整体看似统一，却是扑朔迷离、变化多端的形象。
只记得我幼儿园的时候，某天晚上，外公弓着背，轻轻地向前推一辆破旧不堪的永久自行车，目的地似乎是508路车站。我坐在后头，铁质的书包架卡得屁股生疼。我指着街沿边的商铺，问：为什么这些商铺的入口都是下沉式的？面对这类问题，外公总能给出一番科学的解释。
小时候，我尤其敬重外公，敬重中甚至带有一丝出于未知的恐惧。母亲一直说，外公是知识分子、理科天才，文革时险些被批斗，后来靠着“智慧”避开风头。外公为了留在上海陪外婆，拒绝了在北京的中国航天工作，而选择在上海作技校教师……
小孩子哪听得懂这些，这些泛黄的、像是抗日片里的故事，只是给外公的历史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。那时我们住在石库门，外公会在厨房里半夜设陷阱打老鼠、会修从收音机到电视机的各种电器、会在阳台上教我嫁接月季花…… 生活里，外公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后来，石库门闹拆迁，我们家和外公外婆家陆续搬进了新式小区。在石库门里那些“生活的味道”一下子消失不见了，和外公的接触也随之减少。那时我才不理会这些，尽顾着感叹新家像“宾馆”、像“皇宫”，像是人类发现新大陆，一眨眼就忘了故土。
外公搬进了虹漕南路上的现代化小区，但进了他家门，还是原来的味道——古朴、干净、整齐——后来我称之为“外公外婆家独特的味道”。那时候的电视机每个频道有固定的号码，外公用双色圆珠笔规规整整地抄下每个号码对应的电视频道，规规整整地把纸裁成一小块，再规规整整地垫在饭桌玻璃的下头。
后来呢，外公似乎变老了，但他的“老”是看不出来的。不管搬到哪里，不管是几几年，外公的头发从来都是黑色的，也从未生过什么病，常常自说自话地承担体力活。一次，外公在楼梯上摔折了腿，竟硬生生地把移位的骨头一天天地掰了回来，连医生都为此感叹不已。
不知是外公的变化，还是我观察的变化。后来我总觉得，外公生命的主旋律是“善良和妥协”。
外公经历过朋友和下属的背叛，却向来都从善良的角度看待每个人。他最怕麻烦别人、也最不会争取自己的利益。外公骑自行车穿过上师大，即使眼前人群穿梭，也不愿按铃，好像生怕吓到了路上的大学生。“骑车要记得按铃！”，成了他每次临走前我说的话。
那天外公被确诊为胰腺癌，家里一直没有告诉他，患的是绝症，而是摆出一番积极治疗的姿态。直到外公去世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。
母亲说，这是“白色的谎言”。
我隐约感觉得到，外公对此非常明白，甚至比家里的任何一个人、亲戚中的任何一个人，都更明白这段谎言的结局。
外公最后一次离开家，坐在出租车的后排。我追出来，在车窗外向外公挥手、呼喊，他却目光呆滞地直视前方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像个冷酷的军人，准备远征。
最后一次见外公，他躺在病床上痛苦挣扎，我握着他冰冷的双手。对此他好像仍旧没有反应，只是继续挣扎，蜷缩着。
母亲说，后来外公走得很安详。
外公在临终前的嘱咐，是把他放在桌上的手机收好，手术后别忘了拿。
我不知道、也搞不明白，外公当时在想些什么，我甚至意识到，自己对他并没有那么了解——外公的生命里存在那么多的矛盾，我却无法理解。好多问题想问，却没了机会。
后来再想想，这或许就是生命本身。《挪威的森林》里写，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”。“生”本是复杂的、不确定的动态，若在人死后，被下了个确确切切的定义，那大概就是真的“死了”。